范仲淹——

砥砺名节，开风气之先的忧思者

 

“嗟夫，余尝求古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。呵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；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乎？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”

 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蒹济天下”，古之士人，多以孟子这句话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，然则如范文正公忧国忧民，即使多次被贬、流落四方，也不忘国之泰民之安者，少之又少。《岳阳楼记》中的这句话，正是他一生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写照。

一．宦海沉浮，敢于直谏

天圣三年（1025年）37岁的范仲淹已入仕十年，但仍监西溪盐仓，在今天的江苏省东台县做一个掌管盐税的小官。虽然位卑言轻，但他已经看到的国家的弊病，并且敢于冒死直谏，向皇太后和还未亲政的仁宗提出改革时务的意见。

《奏上时务书》明确地指出了自宋朝开国以来四代皇帝重文轻武、军备松弛和官员冗滥的状况，在朝廷坐享太平盛世的时候，范仲淹已经看到了祸乱之源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。这封奏书，终因他卑微的官职，如石沉大海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。

两年后，范仲淹的母亲去世。慈母谢氏夫人二十余载含辛茹苦，把两岁丧父的孤儿抚养长大，范仲淹思亲欲报，确未能尽孝，不由感伤悲叹。按照当时的礼制，范仲淹必须辞官在家守孝。但忧国之心最终没有让他在悲伤中沉寂，他越礼冒哀上奏宰相和参知政事，为的是“不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”，并且提出“固邦本，厚民力、重名器、备戎狄、杜奸雄、明国听”六项改革措施。这些措施，直指时弊。

宋代的官僚积习，多提倡“以宽厚沉默为德”，“以避谤为智”，以致士气颓废，政风因循。范仲淹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积极倡言，开创了士大夫直谏的风气。但也因为他的忧国忧民之心，直谏不弃之举，得罪了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势力。几次宦海沉浮，都因此而起。

范仲淹43岁时，上书宰相吕夷简，主张科举应与教育结合，考试内容以六经为先，正史次之，再令考生议论时务，提出对策，从而为国家选拔辅佐良材。同时，他又以河中府通判的身份，再次上疏，认为仁宗皇帝“春秋已盛”，希望太后还主真君，退居后宫。疏入，不报。不久，范仲淹迁陈州通判。虽职位卑微，所到之处灾情严重，但是范仲淹都不忘开仓济民民，严禁淫祀，造福一方。

第二次贬谪因废后风波而起。吕夷简因郭皇后的提议而被免相职，从此怀恨在心，伺机废除皇后。郭皇后为仁宗十五岁时所立，由于当时所有事项多由太后做主，仁宗并不喜欢她．于是吕夷简与御史中丞范讽合谋，范讽上言说皇后已立九年一直未生子，应当废，吕夷简力赞其言。仁宗犹豫不决。时为右司谏的范仲淹得知消息后，向仁宗进言皇后不可废，请及早决断，平息废后之议。但在吕夷简的怂恿下，废后之议已定，无论范仲淹等人再怎么上书也无济于事。第二天早上，范仲淹便被调往陆州，诏书要求其速离京上任。范仲淹同吕夷简的第一次公开冲突，因废后而起，最终，吕夷简既达到废除皇后的目的，又把政敌赶出了朝廷。

第三次贬谪，还是因为范吕两党之争。这样，直至宋夏开战朝廷缺乏重臣和庆历新政之时，范仲淹才得以提升并发挥其经世治国的才能。

二．临危出任，锐意改革

宝元三年（１０３８年），西夏李元昊正式立国称帝，不再做宋国的臣子，宋夏之战近在眼前。       起初，仁宗任用夏竦与范雍，但由于错误的估计，宋军大量溃退，朝中更是缺乏军事人才。而这时远离庙堂的范仲淹因治理有方，受民爱戴，被推举重用。在他的努力之下，宋军士气大震，正确的军事策略的使用又巩固了岌岌可危的北宋边防。西陲形式好转以后，宋夏终于议和。

由于边防有功，庆历三年，范仲淹被任命为枢密副使，参与管理北宋最高的军事机关。经过了内忧外患的交相倾迫，仁宗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问题，有意根除天下敝政，进行改革。随后，保守派的宰相吕夷简被罢相，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，成为改革推进者中的一员。他将自己多年来关于刷新政治的意见，加以整理综合，写成了著名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即《十事疏》。这十条主张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等各个方面，大体可以归纳为：“澄清吏治”、“富民强兵”和“严格执法”三项内容。在范仲淹看来，欲消弭外患必先安定国内，欲求强兵必先发展生产以富民，欲求富民必先从官僚制度的改革做起。

这十条改革主张推行以后，欧阳修趁热打铁上疏催促仁宗付诸实践。但新政推行还不到八个月，《十事疏》中的改革措施还只有部分实现时，就因为多数官僚的反对和阻碍而渐趋停顿。旧的保守势力卷土重来。范仲淹等人“私结朋党”的谣言沉渣泛起，喧嚣开来，不断传到仁宗耳中。

庆历四年初夏，仁宗当面质问范仲淹，“自古以来只有小人结为朋党，那么也有所谓君子之党吗？”范仲淹的答复是：“在朝廷，邪正之人未尝不各为一党，关键在于陛下明察区分，君子结党而行善，对国家又有何害呢？”然而朋党向来都是君主之大忌，无论范仲淹怎么辩解，仁宗还是不能放心。

在皇帝不信任，反对势力又不断制造事件的情况下，范仲淹感到朝中也不是久留之地，于是请求出按西北，稳定因西夏与辽发生矛盾而导致的边疆动荡。之后，新政的支持者一个个被逐出朝廷，直至欧阳修被贬至安徽滁州，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几乎被排除殆尽。宋朝失去了依靠变法图强的难得时机。

三．忧国忧民，持民之本

庆历四年（１０４４年）六月，改革大势已去，在攻击和诽谤中，范仲淹被迫去国，以参知政事宣抚河东、陕西，从此，他再也没有回过京城。第二年正月，范仲淹就被罢免了参知政事，任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。在谢表中，他一如既往，直言无隐：“臣涉道善浅，立身本孤。偶源英主之知，或厕迩臣之列，进登二府，参预万机。议刑赏不避上疑，革侥幸则多招众怨。心无所愧，迹已难安。”字字珠玑，离开京城的无奈，爱国忠君的拳拳之心在谢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十一月，范仲淹又被罢安抚使职，改知邓州。虽远离朝廷，他仍旧忠君爱民，“求民疾于一方，分过忧于千里。”

不管被贬黜到哪里，不管官职有多卑微，范仲淹都会在所到之处清明吏治、创办学校、劝课农桑，得到百姓的爱戴。同时，他也无法放下那颗忧国忧民之心，上呈奏疏、谢表给皇上和当权者，提醒他们国家存在的问题，表达自己赤诚的忠君爱国之心。哪怕是这些奏疏如石沉大海一去不回，他也坚持上奏，并且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回复的到来，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脚下的这一方土地。

这就是范仲淹，一个满怀着忧患意识、满怀着爱国忠君泽民意识的理想主义者。世界即使再残酷，官场即使在黑暗，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人，在黑暗中举起火炬，让我们看到光明、感觉到希望、寻找到前进的勇气。

 

终其一生，范文正公总被纠缠的朝廷党派斗争之中，也多次被排挤，不得志之事常有之。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，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持，也并不向孟子所倡导的“独善其身”，而是在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特定制度下，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，凭借着对国家、对百姓的责任感，选择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处世之道。

上致君，他直言相谏，鞠躬尽瘁；

下泽民，他劝勉农耕，持民之本。

他的言行，激励着后代士人克己奉公，忠君爱民。他所开创的直谏风气，大厉名节、振作士气。“宋朝忠义之风，都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。”

对个人立身处世方面，范仲淹提倡“廉耻”。欧阳修曾对此二义做过很好的解释：“礼义，治人之大法；廉耻，立人大节。盖年廉，则无所不取；不耻，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乱败亡，亦无所不至，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，则天下其有不乱，国家其有不亡者乎？”范公一生自奉俭约，故能保持廉洁的作风；行己有耻，所以能正道直行，保持人格尊严。在个人品格上，真正做到了“公罪不可无，私罪不可有”，成为“一生粹然无疵”的表率。如《宋史》本传中所说：“每感论天下事，奋不顾身，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，自仲淹倡之。”

《大学》之八目有言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如范文正公所及者，文武韬略，古今之少之又少者。唯以其心、其行、其德、其志励己，乃立穹庐沧海而不朽也。